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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年報 | 超越泡沫:加密貨幣的局限性和央行數字貨幣的革命性

2019-10-7 01:08

BIS年報 | 超越泡沫:加密貨幣的局限性和央行數字貨幣的革命性

本文為BIS2018年報的第五章“Cryptocurrencies: looking beyond the hype”

在出現不到10年的時間里,加密貨幣[1]從默默無聞到引起企業和消費者以及中央銀行和其他當局的強烈興趣。加密貨幣獲得關注的原因在于提供了新的信用機制,即采用全新的基于區塊鏈和分布式賬本技術的完全去中心化系統的信用,替代商業銀行、中央銀行這些歷史悠久的機構的信用。

本章將評估加密貨幣是否能扮演貨幣的角色:拋開炒作,加密貨幣能否解決具體的經濟問題?本章將首先回顧了歷史背景。許多貨幣不穩定和貨幣崩潰的例子表明,貨幣供應的制度安排十分重要。我們的回顧表明,好的貨幣的本質一直是對其幣值穩定的信任。而貨幣若要擁有標志性屬性,即作為促進交易的協調手段,需要有效地與經濟規模相匹配,并通過有彈性的供給來應對需求的波動。這些性質需要特定的制度安排,這也是如今獨立、可靠的中央銀行出現的原因。

本章接下來對加密貨幣進行了介紹,并探討去中心化創造信用所固有的經濟局限性。

為了維持信用,誠實的網絡參與者需要控制絕大多數計算能力,每個用戶需要驗證交易歷史,加密貨幣的供應也需要通過其協議預先確定。由于記錄交易的去中心化共識具有脆弱,信任隨時會消失。這不僅會影響個人支付的最終性,還意味著加密貨幣可能會直接停止運作,導致價值的完全喪失。而且,即使信用可以維持,加密貨幣技術也帶來了效率的低下和能源的耗費

加密貨幣不能隨著交易需求而擴大規模,容易出現擁堵并且幣值波動大。總的來看,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技術無論多么復雜,相比于有堅實制度依托的貨幣來說都是糟糕的替代品。

盡管如此,其底層技術也可能在其他程序中有所應用,例如簡化金融交易結算的行政流程。不過,這些仍有待測試。由于加密貨幣引發了許多問題,本章最后討論政策應對,包括對私人使用技術的監管,防止濫用加密貨幣的措施以及中央銀行發行數字貨幣所引發的微妙問題。

一、審視加密貨幣的崛起

檢驗一項新技術能否對現有貨幣格局形成有效補充的一個好方法是退后一步,回顧貨幣在經濟中的基本作用,以及創造新私人貨幣的失敗嘗試告訴我們的歷史經驗。之后我們才能探究,基于這些新技術的貨幣能否以任何方式改善現有貨幣格局[2]

貨幣簡史


貨幣在便利經濟交換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在它問世的幾千年前,商品主要是通過未來的利益回報承諾(即交易欠條)[3]來交易的。然而,隨著社會規模增長,經濟活動擴張,記錄日益復雜的欠條變得越來越困難,違約和結算風險成為隱憂。為了解決與日俱增的復雜性和與之相關的信任難題,貨幣和貨幣發行機構應運而生。

貨幣有三個基礎且互補的作用,它是:(1)記賬單位:這是一個衡量我們購買物品的價格以及我們所做承諾的價值的標準;(2)交易媒介:賣方接受它作為支付手段,且期望別人也接受它;(3)價值儲藏:使用戶能夠隨時間而轉移購買力[4]

為了完成這些功能,貨幣需要在不同地方有相同的價格,并保持價格穩定。如果人們能確信收到的貨幣在當下和未來都有穩定的購買力,評估是否要賣某種商品或服務就會簡單得多。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方法是使用具有內在價格的純商品貨幣,例如鹽或谷物。但商品貨幣本身不能有效地支持交易:它的可得性不足,生產成本昂貴,交易繁瑣,還可能易腐壞[5]

經濟活動的擴張需要更多便利的貨幣來應對不斷增長的需求,有效地用于貿易并具有穩定的價值。然而,維持對貨幣供應制度安排的信任一直是最大的挑戰。在世界各地,不同背景和年代,貨幣開始依賴中心化當局的發行。在古代,主權印章證明了硬幣在交易中的價格,隨后,由銀行作為中介的匯票交易成為商人節省攜帶大量貨幣旅行的成本和風險的一個方式[6]

然而,歷史經驗也表明,供給具有彈性的貨幣很容易貶值,兩者存在權衡取舍[7]長期穩定的貨幣在歷史上其實是特例而不是常態。事實上,信任的崩潰相當頻繁,歷史就是貨幣的墳墓。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用整片的區域展示消亡的貨幣——比如大英博物館68號房間展示了石頭、貝殼、煙草、無數的硬幣和紙幣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人們不再接受它們作為交換媒介。有些貨幣成為商業和經濟活動擴張的犧牲品,被認為不利于大規模使用。有些貨幣被拋棄是因為曾經支持它們的政治秩序弱化或崩潰。還有很多貨幣被棄用是因為對其價格穩定的的信任被侵蝕。

歷史證明,無論貨幣供應者是競爭性的私人還是壟斷的主權國家,貨幣都可能是脆弱的。銀行發行的貨幣質量取決于支撐它的資產質量。銀行希望轉換風險,因此在極端情況下,對私人發行的貨幣的信心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對政府支持的貨幣安排來說,維持對貨幣的信任是一項集中的任務,但也并不總是奏效。歷史還遠非如此,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17世紀早期德國王子們發行的硬幣出現了競爭性貶值,史上稱“Kipper-und Wipperzeit”[8]。還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當今委內瑞拉和津巴布韋的案例。因為,避免主權國家的濫用是貨幣安排設計中的關鍵考量因素。

追求貨幣信用的堅實制度基礎最終導致了當今的中央銀行的出現。早期的例子是1400-1600年期間在歐洲城邦建立的特許公共銀行,通過提供高質量、高效的支付方式和集中處理一系列清算結算業務來改進交易。這些銀行設立在阿姆斯特丹、巴塞羅那、熱那亞、漢堡、威尼斯等貿易中心,在促進國際貿易和更廣泛的經濟活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9]隨著時間推移,特許銀行的運作方式與目前的中央銀行類似。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正式的中央銀行,其誕生通常也是為了應對表現不佳的非中心貨幣。例如,美國的“野貓銀行”(在聯邦政府的監管之外開設的銀行)的失敗最終導致了聯邦儲備系統的誕生。

當前貨幣和支付體系


獨立的中央銀行是現代社會提供貨幣信心的可靠、值得信賴且穩健的方式。這意味著:清晰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目標;操作上、工具上和行政上的獨立性;承擔民主責任,確保廣泛的政治支持和合法性。獨立央行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用穩定貨幣保護社會經濟和政治利益的目標。[10]在這種設定下,貨幣可以被精確地定義為“在享有公共信任的國家內由負責任的機構支持的不可或缺的社會慣例”。[11]

幾乎在所有現代經濟體中,貨幣可由中央銀行和私人銀行共同提供,中央銀行則是這一體系的核心。電子銀行存款是最終用戶之間支持的主要手段,而中央銀行的存款則是銀行之間的支付手段。在這個雙層體系中,信任由獨立且可靠的中央銀行產生,中央銀行通過資產持有和操作規則支持準備金。反過來,對銀行存款的信任是通過各種手段產生的,包括監管、監督和儲蓄保險制度,其中許多途徑最終歸結于國家。

作為履行其維持穩定記賬單位和支持手段職責的一部分,中央銀行在監督和監管并在某些情況下為其貨幣提供支付基礎設施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中央銀行的角色包括確保支持系統平穩運行,確保準備金的供應能夠妥善應對不斷變化的需求(包括日內變動),即確保彈性的貨幣供應。[12]

得益于中央銀行的積極參與,當今多元化的支持系統已經實現了安全性、成本效益、可擴展性和對支付最終性的信任。

支持系統既安全又具成本效益,可以在幾乎沒有任何濫用和低成本的條件下,處理大量支付,并適應快速增長。安全性和成本效益的一個重要貢獻因素是可擴展性。在當今復雜經濟中,支付量非常巨大,是GDP的數倍。盡管如此,工具的大規模使用并不會帶來成本的等比例增加。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任何成功的貨幣和支付系統的基本特征是買賣雙方的廣泛使用情況:當使用特定支持系統的其他人越多,一個人使用該系統的自身動機就越強。

使用者不僅要對貨幣本身有信心,還需要相信支付能快速且順利地進行。因為理想的操作屬性是支付的確定性(“最終性”),以及判定交易可以被錯誤執行的相關能力。“最終性”意味著系統在個別交易和系統整體層面都基本沒有欺騙和操作風險。強大的監管和央行負責制都有助于支持最終性,進而增進信任。

盡管現代大多數交易手段最終都由央行支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公共和私人支付手段層出不窮。我們可以用一種稱為“貨幣之花”的分類體系來很好地歸納它們(圖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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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之花區分了貨幣的四個關鍵屬性:發行者、形式、可得性和支付轉移機制。發行人可以是中央銀行、銀行或無人發行,就像貨幣采取商品形式的情況一樣。其形式可以是實體的,例如金屬硬幣和紙幣,也可以是數字的。它可以像商業銀行存款那樣廣泛可得,也可以是中央銀行準備金那樣只在小范圍內可得。最后一個屬性關于轉移機制,可以是點對點的,也可以是經由中央中介機構,比如存款。

貨幣通常基于兩種基本技術之一:所謂的“代幣”或賬戶。基于“代幣”的貨幣,例如紙幣和硬幣,可以點對點地交換,但這種交換依賴于收幣方驗證支付物的真實性的能力——對現金來說就是假幣的問題。相比之下,基于賬戶資金的系統從根本上取決于驗證賬戶持有人身份的能力。

二、加密貨幣:去中心化信用的不明朗的未來

加密貨幣能實現它們所承諾的嗎?或者最終只是曇花一現?為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更精確地定義加密貨幣,了解支持它們的技術,同時審視相關的經濟局限性。

貨幣之花的新花瓣?


加密貨幣渴望成為一個新的貨幣形式,并承諾通過技術手段維持對其幣值穩定的信任。它們由三個要素構成:第一,一組規則(“協議”),指明參與者如何交易的計算機代碼;第二,存儲交易歷史的賬本;第三,去中心化的參與者網絡,他們依據協議中心規則更新、存儲、讀取交易賬簿。有了這些要素,加密貨幣的倡導者聲稱,加密貨幣不會受害于銀行和主權國家的潛在不良意圖。

就貨幣之花的分類而言,加密貨幣結合了三個關鍵要素:第一,它們是數字化的,致力于成為一種便利的支付手段,并依靠加密技術來防止偽造和欺詐性交易;第二,盡管是私人創設的,它們不是任何人的負債,即它們不能被贖買,它們的價值只來自于對它們會繼續被其他人所接受的預期。這使它們有點類似商品貨幣(盡管沒有任何內在使用價值);第三,它們允許數字化點對點交易。

和其他的私人數字貨幣(如銀行儲蓄)相比,加密貨幣的突出特點是數字化點對點交易。數字銀行賬戶數十年前就出現了,私人發行的“虛擬貨幣”(例如在魔獸世界這些大型多玩家的在線游戲中使用的貨幣)也比加密貨幣早出現十年,與之不同的是,加密貨幣的交易原則上可以在去中心化場景下發生,不需要一個中央對手方來執行交易。

加密貨幣的分布式賬本技術


數字化點對點交易的技術挑戰是所謂的“雙重使用問題”。任何數字形式的貨幣都很容易復制,因此可能會被使用不止一次。數字信息比紙幣更容易被復制。對數字貨幣來說,解決雙重使用的問題至少需要有人記錄所有交易。在加密貨幣之前,唯一的解決方案是設立一個中央代理人來執行此操作并驗證所有交易。

加密貨幣利用分布式賬本(DLT來去中心化地記錄交易,以此解決雙重使用的問題。賬本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文件(就像一個EXCEL工作簿),以加密貨幣的最初形態開始,記錄了此后的所有交易歷史。整個賬本的最新副本由每個用戶存儲(即所謂“分布式”)。有了分布式賬本,數字貨幣就可以進行點對點交易了,每個用戶可以直接在自己的賬本副本中驗證是否發生了轉賬,以及是否存在雙重使用的問題。[14]

所有加密貨幣都依賴于分布式賬本,但它們在賬本更新方式方面存在差異。人們可以將之區分為兩大類,它們的操作設置有顯著的差異(圖5.2和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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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是基于“需許可”的分布式賬本技術。這類加密貨幣類似于傳統的支付機制,為了防止濫用,賬本只能由加密貨幣中的可信參與者(被稱為“受信節點”)更新。這些節點由中央當局選定并受其監督,例如開發加密貨幣的公司。因此,雖然基于授權系統的加密貨幣在交易記錄存儲方式(去中心化和中心化)方面與傳統貨幣不同,但它們與傳統貨幣相同,都依賴于特定機構作為最終的信任來源。[15]

第二類加密貨幣和當前基于機構的貨幣設置相比則徹底不同,它們采用“無需許可”的分布式賬本技術,在完全去中心化的場景下創造信用。記錄交易的賬本只能被貨幣參與者的共識所修改:人人都能參與,但沒有人能修改賬本的特殊鑰匙。

“無許可”加密貨幣的概念是由一位(或一組)匿名程序員以假名SatoshiNaka-moto在白皮書中為比特幣[16]的案例提出的,他提出一種基于特定種類的分布式賬本——即“區塊鏈”——的貨幣。區塊鏈是一個分布式賬本,它在被稱為區塊的交易組中進行更新。然后通過使用加密技術將每塊連接形成區塊鏈。這個概念已經適用于無數其他加密貨幣。[17]

基于區塊鏈的無需許可的加密貨幣有兩類參與者:充當記賬員的“礦工”和想要交易加密貨幣的“用戶”。從表面上來看,這些加密貨幣的基本思路很簡單:與銀行集中記錄交易(圖5.3左)不同,礦工更新賬本,隨后,更新后的賬本由所有用戶和礦工存儲(圖5.3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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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設置之下,這些加密貨幣的關鍵特征是實施一組規則(協議)來統一所有參與者的動機,以便在沒有中央信任代理人的情況下創建可靠的支付技術。協議確定資產的供應以抵御貶值,例如在比特幣的例子下,該協議規定比特幣數量的上限是2100萬。此外,協議還需確保所有參與者出于自身利益維持規則,即他們形成了可自我保持的均衡。這里有三個關鍵點:

首先,這些規則帶來了更新賬本的成本。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成本是因為更新需要“工作證明”,即通過數學證據表明已經完成了一定量的計算工作,反過來又要求昂貴的設備和消耗電力,由于工作證據過程可以類比為通過費力的計算挖掘罕見數字,因為通常稱為挖礦,[19]作為對他們努力的回報,礦工從用戶處收取費用,如果協議規定的話,就是新鑄的加密貨幣。

其次,加密貨幣的所有礦工和用戶會驗證所有的賬本更新,這會引導礦工只把有效的交易涵蓋進去。有效的交易需要由資金所有者發起,且不能嘗試雙重使用。如果賬本更新包含了無效交易,它會被網絡拒絕,礦工獎勵也會被取消。礦工和用戶網絡對所有賬本更新的核查對于激勵礦工只增加有效交易至關重要。[20]

最后,協議規定了規則,以對賬本更新的順序達成共識。這通常是通過創建激勵措施,使個人礦工實施更新時跟隨其他所有礦工的多數算力。這種協調是必要的,例如,通信遲滯導致不同礦工增加了互相沖突的更新條目,即包含不同交易集的更新,這樣的問題需得到解決。

有了這些關鍵要素,任何人偽造加密貨幣的成本都會非常高昂,盡管不是不可能。要成功實現雙重使用,偽造者需要把加密貨幣花給一個商家,同時秘密偽造一個未記錄此次交易的區塊鏈。收到商品后,偽造者發布偽造的區塊鏈,即逆轉付款。只有這些偽造的區塊鏈比其他網絡礦工在此期間制作的區塊鏈更長的前提下,這些偽造的區塊鏈才可能成為普遍接受的鏈。因此一次成功的雙重使用攻擊需要擁有大量的算力。反過來說,用比特幣白皮書的話說,只有“誠實的節點控制了大部分(計算)能力”,加密貨幣才能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克服雙重使用問題。[21]

三、評估無需許可加密貨幣的經濟局限性

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承諾帶來的不只是基于數字技術的支付方式,還是一種新的信任模式。但實現這一承諾取決于一系列假設:誠實的礦工控制絕大多數計算能力,用戶核查所有交易歷史,協議預先設定貨幣供給。理解這些假設很重要,因為它們對加密貨幣的實用性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這種試圖實現信任的繁瑣方法是否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第二,信任是否真正得以實現并永續?

正如第一個問題所暗示的,效率方面一個關鍵的潛在限制是獲取去中心化信任所帶來的巨大成本。人們預計礦工會持續通過工作證明競爭為賬本增加新區塊,直到他們的期望利潤降至零。[22]由礦工運營的個人設施可以擁有與數百萬臺個人電腦相當的計算能力。在本書寫作之時,比特幣挖礦總耗電量與瑞士這樣的中型經濟體耗電量相當,其他加密貨幣也使用了相當多的電力(圖5.4左)。簡而言之,對去中心化信任的追求很快就會變成一場環境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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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的經濟問題遠遠超出能源問題。這涉及貨幣的標志性屬性:促進使用者之間的“網絡外部性”,從而成為經濟活動的協調工具。加密貨幣在這方面的缺點體現在三個方面:可擴張性、幣值穩定、對支付最終性的信任。

首先,加密貨幣根本不能像主權貨幣那樣大規模擴張。在最基本的層面上說,為了達到它們所宣揚的去中心化信任,加密貨幣需要每個使用者下載并驗證所有歷史交易,包括支付金額、支付者、接收者和其他細節信息。隨著每次交易增加幾百字節,賬本“篇幅”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幅增長。比如,在撰寫本書時,比特幣區塊鏈每年增長約50GB,目前大約170GB。因此,為了使賬本規模和核對所有交易的時間(這個時間也隨著賬本增大而變長)可控,加密貨幣對交易流量有硬性限制(圖5.4中)。

一個思想實驗可以表明加密貨幣作為日常支付手段的不足之處(圖5.4右)。我們選取了若干個全國零售支付系統,為了處理目前這些系統的數字零售交易量,即使在樂觀假設下,賬本的規模也將在幾天時間內迅速超過一個智能手機的存儲容量。在幾星期內超過個人電腦的存儲容量,在幾個月內超過服務器的存儲容量。但問題不僅僅在于存儲容量,更在于處理能力:只有超級計算才能跟上新交易的驗證,而與之相關的通信量會讓互聯網癱瘓停止,因為數百萬用戶以TB級的數量級交換文件。

可擴展性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更新賬本會遇到網絡堵塞問題。比如,對于基于區塊鏈的加密貨幣,為限制在任何給定時間點添加到賬本的交易數量,只能按照預先指定的時間間隔添加新的區塊。一旦交易量大到新加區塊觸及協議允許數量的,系統就會擁堵,許多交易將進入隊列。由于處理能力有上限,每當交易需求達到上限,交易費用會猛增(圖5.5)。有時交易會排隊數小時之久,從而中斷支付流程。這限制了加密貨幣在日常交易中的實用性,例如支付咖啡或會議費用,更不用說批發性的支付。[24]因此,使用加密貨幣的人越多,付款越麻煩。這些違背了當今貨幣的關鍵屬性:人們使用它越多,使用它的動機就會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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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密貨幣的第二個關鍵問題是幣值不穩的。這是由于缺乏一個中央發行人來負責維持幣值穩定。運行良好的中央銀行根據交易需求調節貨幣發行量,成功地穩定了主權貨幣的本土價值。央行進行此類操作的頻率很高,尤其是在市場緊張時期,在正常時期也會高頻操作。

這與加密貨幣形成了鮮明對比,對加密貨幣價值產生一定的信心需要協議預先確定供應量,但這阻礙了彈性供應。因此,需求端的任何波動都會傳導到幣值上。這意味著加密貨幣的幣值極不穩定(圖5.6左側)。這一內在不穩定性很難被更好的協議或者金融工程所克服,如Dai加密貨幣的例子所示,它被設計為1:1錨定美元,但在2017年末發行僅數周后就跌到了0.72美元的低點。其他被設計為穩定幣值的加密貨幣也都波動劇烈(圖5.6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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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果并不是巧合。為保持支付手段的供應符合交易需求,需要一個中心化的機構——通常是可以擴大或縮小資產負債表的中央銀行。當局有時需要愿意與市場進行交易,即使這意味著將風險納入其資產負債表并吸收損失。在一個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用戶網絡中,沒有中央代理人承擔穩定貨幣價值的義務或動力:每當對加密貨幣的需求下降時,其價格也會下降。

另一個影響估值不穩定的因素來自于新加密貨幣的發行速度——所有這些加密貨幣都非常類似且相互可替代。在撰寫本書時,已有數千種加密貨幣存在,這種擴大速度使我們難以估算(圖5.6右)。回顧過去的私人銀行業務的經驗,這種自由發行新貨幣的結果很難帶來穩定性。

最后一個問題涉及加密貨幣信任的基礎脆弱。這涉及個人支付的完結性存在不確定性,以及涉及對單個加密貨幣價格的信任。

在主流支付系統中,一旦個人支付經由國家支付系統并最終通過中央銀行賬本進行支付,它就不能撤銷。相比之下,無許可的加密貨幣不能保證個人支付的完結性。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用戶可以驗證賬本中是否包含特定交易,但不知道他們可能存在競爭對手的賬本版本。這可能導致交易反轉,比如當兩名礦工幾乎同時更新賬本時。由于兩種更新只有一種可以最終生存,因此在哪個賬本版本中支付得以完結則是個概率性事件。

由于加密貨幣可以被控制大量計算能力的礦工操縱,許多加密貨幣的采礦活動高度集中,所以加劇了付款完結性的缺失(圖5.7左)。人們不能分辨是否正在進行戰略攻擊,因為攻擊者只有在確定成功后才會顯示(偽造的)賬本。這意味著完結性將永遠不確定。對于加密貨幣,賬本的每次更新都會附帶一個攻擊者必須復制的額外工作量證明。即使支付完結的可能性隨著后續賬本更新的數量而增加,但從未達到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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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個人支付的信任不確定,由于存在“分叉”,每種加密貨幣的信任基礎也很脆弱。“分叉”的過程,就是加密貨幣持有者的一個子集協調使用新版本的賬本和協議,而另一些則堅持原來的賬本和協議的過程。這樣一來,一個加密貨幣可以分成兩個用戶子網。雖然最近有許多例子,但2013年3月11日發生的一件事值得注意,因為這與通過去中心化的手段實現信任的想法相違背,這個“分叉”是通過礦工的中心化協調而取消的。在那一天,錯誤的軟件更新導致傳統協議的比特幣網絡挖礦的一部分與使用更新的協議的另一部分挖礦之間不兼容。幾個小時后,兩個獨立的區塊鏈逐漸壯大;當這個分叉的消息傳播開來,比特幣的價格幾乎下跌了1/3(圖5.7右)。最終通過協調一致的努力使分叉得以反轉,礦工們暫時脫離協議,無視最長的鏈條。但是許多交易在用戶認為他們完結的幾個小時后就消失了。這一事件顯示了加密貨幣可以輕易分裂,并導致重大的估值損失。

這個情節背后的一個更令人擔憂的方面是分叉可能僅僅是癥狀之一,癥狀背后反映的是加密貨幣的基本缺陷:更新賬本所涉及的去中心化共識的脆弱性,并且與之相關的加密貨幣的基礎信任。理論分析表明(專欄5.A),關于如何更新賬本的協調可能會隨時崩潰,進而導致價值的完全喪失。

總體而言,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存在一系列缺點。主要的低效率來自于極端的去中心化程度:在這種背景下創造所需的信任浪費了大量的計算能力,交易賬本的分散存儲效率低下,去中心化共識脆弱。其中一些問題可能由新協議和其他進展[27]來解決,但另一些問題似乎與這種去中心化系統的脆弱性和有限的可擴展性有內在聯系。最終,這表明在國家層面缺乏適當的體制安排是其根本缺陷。

四、超越泡沫:利用分布式賬本技術(DLT)

雖然加密貨幣并不發揮貨幣功能,但其他領域的潛在技術可能會有所應用。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小額跨境支付服務。更籠統地說,在一些去中心化的好處超過維護多份賬本的較高運營成本的情況下,DLT技術比主流的中心化技術解決方案更有效。

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支付解決方案與加密貨幣在本質上存在差異。最近一個非營利性的例子是世界糧食計劃署基于區塊鏈的Building Blocks系統,該系統為在約旦的敘利亞難民的糧食援助付款提供支付支持。Building Block中的賬戶單位和最終支付方式是主權貨幣,因此它是一個“密碼支付”系統,但不是加密貨幣。它也受到世界糧食計劃署的中央控制,其理由比較充分,即基于無需許可以太坊協議的初步實驗會導致交易緩慢且成本高昂。隨后系統重新設計為在以太坊協議的有許可版本上運行。隨著這一變化,與銀行相比,交易成本降低了約98%[28]

對于小額跨境支付來說,有許可的加密支付系統也很有用,這對那些居住在海外的勞動力比例較大的國家尤為重要。全球匯款流量總計每年逾5400億美元(圖5.8左圖和中圖)。目前,國際支付形式涉及多個中介機構,導致成本高昂(圖5.8右)。盡管如此,雖然加密支付系統是解決這些需求的一種選擇,但其他技術也正在考慮之中,哪一個最有效仍待考察。

更重要的應用可能會將加密支付與復雜的自執行代碼和數據許可系統結合起來。一個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協議(如以太坊)已經允許智能合約自動執行衍生工具的支付流程。目前,這些產品的功效受限于流動性低和無需許可加密貨幣的內在低效率。但基礎技術可以通過以主權貨幣為后盾的有許可協議的注冊交易所來采用,從而簡化結算執行。該技術的附加價值可能來源于簡化與復雜金融交易有關的行政流程,如貿易融資(專欄5.B)。然而,至關重要的是,這些應用程序都不需要使用或產生加密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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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影響

加密貨幣和相關技術的興起帶來了一些政策問題。當局正在尋找方法來確保市場和支付系統的完整性,以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并維護整體金融穩定。打擊非法使用資金是一個重要挑戰。同時,當局希望保留長期的創新激勵措施,特別是保持“相同風險,相同法規”的原則。[29]這些實質上是常規目標,但加密貨幣帶來了新挑戰并可能要求使用新工具和方法。一些相關問題是央行是否應該發行自己的央行數字貨幣(CBDC)。

加密貨幣帶來的監管挑戰


第一個關鍵的監管挑戰是反洗錢(AML)和反恐融資(CFT)。問題在于加密貨幣的崛起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回避一些反洗錢/反恐融資措施(如“知道你的顧客”標準)。由于加密貨幣是匿名的,因此很難量化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會被用于逃避資本控制或稅收,或者更普遍地參與非法交易。但比特幣對關閉絲綢之路——一個主要的毒品市場——的強烈市場反應表明,加密貨幣需求的不可忽視的一部分來自非法活動(圖5.9左)。[30]

第二個挑戰包括證券規則和其他確保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的條例。數字盜竊是一個常見的問題。考慮到分布式賬本的大小、不便以及高交易成本,大多數用戶通過諸如“加密錢包”提供商或“加密交易所”之類的第三方訪問他們的加密貨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的最初承諾形成鮮明對比,許多因不信任銀行和政府而使用加密貨幣的用戶卻依靠著不受監管的中介機構。其中一些(如MtGox或Bitfinex)被證明存在欺詐行為或遭受過黑客攻擊。[31]

欺詐問題也困擾著首次代幣發行(ICO)。ICO涉及向公眾出售一系列初始的加密貨幣代幣,而收益有時會授予創業公司的參與權。盡管當局發出警告,投資者仍紛紛涌向ICO,即使它們經常與提供最少且未經審計的信息的不透明商業項目相關聯。這些項目中有很多都是欺詐性的龐氏騙局(圖5.9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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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更長期的挑戰涉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關于加密貨幣和相關自行執行的金融產品的廣泛使用是否會導致新的金融脆弱性和系統性風險,依然有待觀察。對發展情況進行密切監管依然很有必要。而且,鑒于其新穎的風險特征,這些技術要求提高監管當局的能力。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執行大額高量的付款,可能需要擴大監管邊界來包括使用新技術的實體,從而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積聚。

全球監管當局已達成廣泛共識,認為有必要加強或通過制定新的監管措施,對加密貨幣和相關加密資產進行監管與監測。特別是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最近的公報強調了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市場完整性、逃稅和反洗錢/反恐融資等問題,并呼吁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持續監督。公報還呼吁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推動適用全球的實施標準。[32]

但是,加強標準的設計和有效實施具有挑戰性。法律和監督的定義并不總是與新的現實相一致。這些技術用于多種經濟活動,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活動受不同的監督機構監管。例如,科技公司目前正在使用ICO為與加密貨幣無關的項目籌集資金。除了語義上的差別——拍賣數字貨幣而不是股票——這類ICO與既定交易所上市首次公開募股(IPO)沒有區別,因此證券監督當局對其采用類似的監督政策是很自然的。但是一些ICO還有“效用代幣”的功能,它們保證未來能夠訪問游戲和其他軟件。這一特征不構成投資活動,而是要求有關機構適用消費者保護法。[33]

在操作上,主要的復雜因素是無需許可的加密貨幣不適合現有的框架。尤其是它們缺乏可以納入監督邊界的法律實體或人員。加密貨幣生存在他們自己的數字化、無國籍的領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現有的制度環境或其他基礎設施。他們的合法居所——如果他們有一個——可能是離岸的,或無法清楚地確定。因此,它們只能被間接監督。

當局如何實施監管方法?有三個相關的考慮:

第一,加密貨幣和加密資產的興起要求重新確定監督邊界。監督邊界需要適應一種新的情況,即劃定跨境和跨監管當局的責任界限越來越模糊。[34]由于加密貨幣本質上是全球性的,因此只有在全球層面進行了協調的監管才有可能發揮效用。[35]

第二,可以解決加密貨幣與受監管金融實體的協同能力。只有受監管的交易上才能為基于DLT的金融產品提供必要的流動性,使之成為利基市場,而結算流最終需要轉換為主權貨幣。因此,針對那些希望處理加密貨幣相關資產的受監管機構,可以調整它們的稅收和資本處理原則。監管當局可以監控銀行是否以及如何交付、接收加密貨幣作為抵押品。

第三,可以針對提供加密貨幣服務的機構進行監督。例如,為確保有關的反洗錢/反恐融資,監管可側重于在何種情況下加密貨幣可兌換為主權貨幣。其他與支付服務有關的現行法律法規側重于安全性、效率和使用合法性。這些原則也可以應用于加密貨幣基礎設施提供商,如“加密錢包”。[36]為避免監管效果出現漏損,理想情況下,各國家或地區的監管應大體類似且應在落實監管措施時保持一致性。

央行是否應該發行數字貨幣(CBDC)?

一個涉及CBDC發行的中期政策問題是誰可以獲得CBDC。CBDC的功能與現金非常相似:央行將在一開始發行CBDC,但一旦發行,它將在銀行,非金融公司和消費者之間流通,而無需中央銀行的進一步參與。[37]這種CBDC可能會在私人部門參與者之間進行交換,雙邊使用分布式賬本而不要求中央銀行跟蹤和調整余額。它將基于一個經過許可的分布式分類賬(圖5.2),由中央銀行決定誰作為一個可信節點。

雖然通用CBDC與現有數字中央銀行負債(商業銀行準備金余額)之間的區別可能看起來是技術性的,但它對于金融體系的影響實際上是根本的。發給消費者和企業的通用CBDC可能會深刻影響三個核心中央銀行業務領域:支付、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和市場委員會最近的一個聯合報告強調了潛在的考慮因素。[38]這篇報告指出,通用CBDC的優勢和劣勢取決于具體的設計特征。報告進一步指出,雖然尚未出現領先的競爭者,但這樣的工具將帶來巨大的金融脆弱性,且效益不太明顯。

目前,央行正在密切關注技術,同時謹慎執行。一些人正在評估發行狹義的CBDC的利弊,這樣CBDC限于金融機構之間的批發交易。這些不會對目前的雙層貨幣體系提出挑戰,而是打算提高現有安排的運作效率。然而,迄今為止,對這種批發CBDC進行的實驗并未提供可立即發行的強有力的證據(專欄5.C)。

專欄5.A 分叉以及區塊鏈去中心化共識的不穩定性


分叉導致了加密貨幣數量的爆炸性增長(圖5.6右)。例如,僅2018年1月份,就有BitcoinALL、Bitcoin Cash Plus、Bitcoin Smart、Bitcoin Interest、Quantum Bitcoin、BitcoinLite、Bitcoin Ore、Bitcoin Private、Bitcoin Atom和Bitcoin Pizza經歷了分叉。有多種不同的方式可以產生這種分叉,有些是永久性的,有些是暫時性的。一個例子被稱為“硬分叉”(圖5.A)。如果加密貨幣的某些礦工協調將協議更改為與舊協議不兼容的一組新規則,就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種變化可能涉及協議的許多方面,例如允許的最大塊大小、塊可以添加到區塊鏈的頻率或更新區塊鏈所需的工作量證明的更改。升級到新規則的礦工從舊區塊鏈開始,但隨后添加的區塊無法被未升級的礦工所識別。未升級的礦工繼續按照舊規則建立在現有區塊鏈上。這樣,兩個獨立的區塊鏈就會各自增長,每個區塊塊都有自己的交易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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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發生的分叉事件可能是一個固有問題的征兆,它與加密貨幣分散的礦工網絡形成共識的方式有關。潛在的經濟問題是這種去中心化的共識并不是唯一的。遵循最長鏈條的規則激勵礦工遵循大多數算例,但它并不能唯一地確定多數人自己的路徑。例如,如果礦工認為賬本的最后一次更新將被礦工網絡的其余部分忽略,那么對礦工而言,最好也忽略最后一次更新。而如果大多數礦工協調忽略更新,這確實成為了一種新的均衡。通過這種方式,就可以產生隨機均衡——事實上經常出現這種情況,正如分叉以及比特幣中的“侄子區塊”、以太坊中的“叔叔區塊”那樣。關于去中心化更新區塊鏈穩健性的其他問題涉及礦工的戰略性分叉動機,只要不同礦工最后添加的區塊包含高交易費用,可通過分叉排除有問題的區塊。

專欄5.B 貿易融資中的分布式賬本技術


世界貿易組織估計,全球貿易的80%-90%依賴貿易融資。當出口商和進口商同意進行交易時,由于進口商有收到貨物后不付款的風險,出口商通常更傾向于進口商先付款,而進口商更愿意通過在開始付款之前要求提供貨物已經裝運的文件來降低自己的風險。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的貿易融資旨在彌補這一缺口。最常見的情況是,進口國本國的一家銀行在收到貨物文件(如提單)后向出口商發出保證付款的信用證。反過來,出口國的銀行可能會根據這一抵押向出口商提供信貸,并從進口商的銀行收取付款以完成交易。

在目前的形式下(圖5.B左),貿易融資繁瑣、復雜且成本高昂。它涉及出口商,進口商,各自的銀行、在每個檢查點對貨物進行實物檢查的代理商、海關機構、公共出口信貸機構以及貨運保險公司之間的多次文件交換。該過程通常涉及基于文本文件的管理。DLT可以簡化潛在合同的執行(圖5.B右圖)。例如,智能合約可能會在賬本中添加有效提貨單時自動向出口商發放付款。而更好地獲得有關哪批貨物已經獲得融資的信息還可以降低出口商多次從同一批貨物中獲得不同銀行款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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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5.C 批發性的央行數字貨幣


近幾十年來,中央銀行利用數字技術來提高支付以及更廣泛的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穩健性。數字技術使中央銀行能夠為實時全額結算(RTGS)系統節省流動資金。通過連續鏈接結算(CLS)將這些系統連接起來,全世界的商業銀行每天都可以全天候結算數萬億美元的外匯。CLS有助于消除赫斯特風險,即外匯交易中代理銀行在向指定收款人支付等值外幣之前發生財務問題的風險。之前這種風險已經構成重大的金融穩定風險。最近,更快的零售支付已遍布全球,各國央行正在積極推動促進這一趨勢。

作為對新支付技術更廣泛投資的一部分,央行也在試驗批發性的CBDC。CBDC是傳統準備金和結算賬戶的基于代幣的版本。大額資金流轉基于DLT的CBDC的情況取決于這些技術提高效率和降低運營和結算成本的潛力。收益可能很大,因為目前許多中央銀行運營的批發支付系統都依賴過時和昂貴的維護技術。

實施批發CBDC面臨兩大挑戰。首先,無需許可DLT的缺陷也適用于CBDC,這意味著它們需要根據有許可的協議進行建模。其次,中央銀行準備金的可兌換性進出分布式賬本的設計選擇需要謹慎實施,以維持日內流動性,同時盡量減少結算風險。

包括加拿大銀行(Jasper項目),歐洲中央銀行,日本銀行(Stella項目)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Ubin項目)在內的一些中央銀行已經開展了基于DLT的CBDC批發RTGS系統的實驗。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央銀行選擇了數字存款收據(DDR)方式,即央行在分布式賬本上發行數字代幣,由分離賬戶持有并可兌換為中央銀行準備金。代幣可以用于在分布式賬本上進行銀行間轉賬。

中央銀行現在正在公布結果。在初始階段,每項實驗都大大成功地復制了現有的高價值支付系統。但是,結果并不明顯優于現有的基礎設施。

注釋


[1] 該主題下的術語尚處于演變中,含義并不固定,在法律和監管上存在模糊之處。本章使用的術語“虛擬貨幣”并不代表對基于協議的底層系統的任何特定觀點。虛擬貨幣通常具體主權貨幣的部分特征,但在不同的法律體系里,其法律地位亦有不同。本文以特定的虛擬貨幣或虛擬資產為例,這些例子并未涵蓋所有情況,亦不構成BIS及股東對任何虛擬貨幣及關聯的公司、產品或服務的認可。

[2] 該問題可參考Carstens(2018a, c)。

[3] Graeber(2011)認為貨幣只是隨著造幣術的發明而普及,在公元前600-500年左右,貨幣在中國、印度和呂底亞幾乎同時出現。與普遍觀點相左的是,他還認為在使用貨幣之前,交易主要通過交易欠條方式,而不是以貨易貨。

[4] 貨幣的這些功能在以往文獻中已被廣泛研究。一些重要的文獻包括:Kiyotaki和Wright(1989)展示了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如何改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Kocherlakota(1996)認為當完美的簿記和承諾兌現難以實現時,貨幣可以作為一種“記憶”方式改善上述情況。Samuelson (1958)采用世代交替模型研究,認為貨幣作為價值儲存工具可以提高效率。Doepke和Schneider(2017)闡釋了為何使用相同的記賬單位可以改善結果,為什么政府發行的貨幣既是記賬單位又是交易媒介。

[5] 作為商品貨幣的物品包括非洲的貝殼、阿茲特克文明中的可可豆和北美殖民地的貝殼念珠。即使在這些情況下,信用關系與貨幣制度也是共存的。更詳細的討論可參見Melitz(1974)。

[6] 關于信用證的演變和它們在整個貨幣體系發展中所有的關鍵作用,特別是在貿易融資中起到的作用,可可見De Roover ( 1948、1953 )。了解具體分析和歷史回顧可可見Kindleberger (1984),了解引入共同責任的重要性可可見Santarosa(2015)。

[7] 以商品為支撐的法幣,如金本位貨幣,它是另一種尋求平衡的嘗試。此類貨幣在正常時期可以保持穩定性,同時在金融經濟緊縮情況下限制了中央銀行供應貨幣的彈性。極端情形下,此類特性往往被簡單廢棄,從而轉向不可兌換。例如,在金本位制度下,人們將貨幣與黃金的可兌換性視為限制主要國家過度發行貨幣或貶值貨幣的能力。這些約束力之所以具有精確的可信度,正是因為商品在非貨幣用途領域仍具有市場價值,避免了主權國家過度使用其貨幣發行的壟斷力量。進一步的討論見Giannini(2011)。

[8] 關于近期的討論,包括對貨幣貶值動機的分析,可參見Schnabel和Shin (2018)。

[9] 可參見Van Dillen(1964)、Roberds和Velde(2014)和Bindseil(2018)。有關與央行關系的討論可參見 Ugolini (2017)、Bindseil (2018)、Schnabel和Shin (2018)。

[10]進一步地,中央銀行通常有充當最后貸款人的靈活性。最近的2008年金融危機再次提醒人們,即使是在最發達的經濟體中,當前貨幣安排的脆弱性和適應性是并存的。盡管此次危機暴露了現行監管框架的缺陷,但危機后對銀行監管的重視程度增加,突顯出機構安排可以不斷演進以在兩級體系框架下維持對貨幣的信任。

[11]參見Carstens(2018a)。Giannini (2011)也強調了建立貨幣供應制度的重要是:“貨幣制度的演變似乎是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之間持續對話的結果,兩者輪流創造貨幣創新……維護共同利益,防止派系為了自身利益濫用權利。”

[12]事實上,中央銀行目前也監管支付系統并提供大量日內信貸,以確保系統,尤其是批發型支付系統運行準確無誤。根據這些制度安排的具體情況,此類信貸也可延伸至隔夜或者更長期限。關于制度安排、業務程序和其他問題的進一步說明,可參見BIS(1994)和Borio(1997)。

[13]詳細討論可見Bech和Garratt (2017)和CPMI-MC(2018)。

[14]與紙幣及其他實物貨幣很相似,每筆交易都基于支付對象(如相應的賬本分錄)來核實,這與其他基于賬戶持有人身份來核實的電子貨幣不同。因此加密貨幣是基于代幣的數字貨幣。

[15]正在使用指定可信節點或預計使用該模式的“需許可”加密貨幣包括由SAGA基金會、Ripple和Utility Settlement發行的貨幣。

[16]我們使用“Bitcoin”來表示加密貨幣用戶及礦工的協議和網絡,使用“bitcoin”來表示貨幣單位。

[17]例如以太坊、萊特幣和域名幣。

[18]Auer(2018)詳細描述了比特幣和其他基于區塊鏈的加密貨幣的技術要素,例如數字簽名、散列和塊的加密鏈接。另見Berentsen和Schar (2018)。

[19]從技術上講,這是通過使用加密散列函數(如比特幣中的SHA-256)實現的。它們的結果不可預測,一個特定的結果因此只能通過試錯生成。

[20]要使無許可加密貨幣在完全無信任的環境中運行,所有礦工和用戶都需要存儲整個賬本的最新副本。但是,實際上許多用戶信任他人提供的信息。有些用戶只通過簡化付款驗證流程驗證賬本的摘要信息。而且,與比特幣的基本理念向左的是,更多的用戶只能通過第三方網站渠道連接他們的資金。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方主體自身就可控制其客戶持有的加密貨幣。

[21]Nakamoto(2009),第8頁。

[22]這是通過工作量證明的自我校準來實現的,這個過程不斷提高運行所需的數學難度,直到所有礦工加總后的計算能力剛好達到以協議預設速度更新賬本的狀態。

[23]參見Carstens(2018a)。

[24]雖然可以通過允許更大的區塊來消除網絡堵塞,但實際上這可能更具破壞性。一定程度的網絡堵塞對于推動用戶為交易付費至關重要,如果系統在低于上限的狀態下運行,所有交易都會被處理,理性的用戶將不會支付任何的交易費用,因此區塊也是一種獎勵。如果礦工無法通過更大交易來獲得任何好處,虛擬貨幣的均衡將很可能會崩潰。參見Hubermann et al (2017)和 Easley et al (2017),以及 Abadi 和 Brunnermeier (2018)。

[25]從技術角度來看,用戶之間的交互是替代關系,而非互補關系。由此,加密貨幣是一個網絡堵塞式而非協調式的博弈。

[26]如果在批發環境中使用加密貨幣,那么最終的概率本質可能會產生總體風險,其中資金往往會毫不拖延地進行再投資。事實上,這將創造一個全新的總體風險維度,因為風險將通過整個交易歷史的非終結概率相互關聯。

[27]提出的解決方案并不缺乏,但大多數尚未在實踐中得到證明。一方面,未來的加密貨幣協議可以通過將其替換為“利益證明"來消除昂貴的工作量證明,其基本思想是通過持有加密貨幣而不是進行昂貴的計算工作來實現可信度。針對擴展問題的擬議解決方案包括Lightning Network,它實質上將小型交易從主要區塊鏈轉移到單獨的預先籌資的環境中。還有一些新的加密貨幣,例如IOTA,旨在用更復雜的分類賬和驗證結構取代區塊鏈。

[28]參見Juskalian(2018)。

[29]參見Carstens(2018a,b)。

[30]政府官員也不可免受加密貨幣的誘惑:兩名美國政府特工被控盜竊在絲綢之路關閉期間被沒收的比特幣。

[31]例如,通過智能手機進行的大多數比特幣支付很可能是通過第三方間接進行的,因為當前的區塊鏈大小超過了大多數智能手機的存儲容量。Reuters(2017)和Moore and Christin (2013)例舉了一些案件,其中第三方被證明是欺詐性的,或者已經成為黑客攻擊的受害者。關于分析加密貨幣的非法使用,可參見Fanusie and Robinson (2018)和Foley et al(2018)。

[32]參見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018)。

[33]Clayton (2017)從美國角度討論ICO監管而不是IPO,并指出“證券發行結構的變化并未改變提供證券時的基本要點,必須要遵從我們的證券法”。FINMA(2018)在瑞士制定了一個監管框架,根據所發行代幣的最終使用情況對ICO進行分類:支付,資產或公用事業代幣。

[34]從技術上講,基于協議的加密貨幣運作所需要的只是至少一個國家允許進行加速。當局難以關閉Napster或The Pirate Bay等非法下載網站以及BitTorrent等下載協議,這突出了相關的執法問題。

[35]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2015)認為,根據各司法管轄區的職能和風險狀況始終如一地處理類似產品和服務對于提高國際反洗錢標準的有效性至關重要。

[36]復雜之處是支付受到一系列具有不同目標的權威機構和法律的監管,例如支付系統監督,審慎監管,消費者保護和反洗錢/反恐融資。例如,美國的機構必須遵守“銀行保密法”,“美國愛國者法案”和“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等法規。另一個復雜因素與現有立法對于新文書的適用性有關。例如,在歐盟,電子貨幣的法律定義包括要求余額應代表對發行人的索賠。由于加密貨幣不代表任何索賠,不能將其視為電子貨幣,因此默認情況下不受相關法律的約束。

[37]基于代幣的CBDC有許多潛在的技術實現。它們可以基于分布式賬本,具有與加密貨幣類似的特征,不同之處在于中央銀行而不是協議本身可以控制已發行的金額并保證代幣的價值。

[38]CPMI-MC (2018)。

性經濟學專欄

央行資產負債表專題:

1. 全球央行資產負債表周期的沖突:QE的得失

2. 全球央行資產負債表周期的沖突:美聯儲或提前結束加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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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元的誕生:大國博弈下的政治妥協——歐元區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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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幣匯率70年:從外生變量到內生變量,從發散到收斂

2. 人民幣匯率70年:從固定匯率制到匯率雙軌制(1949-1994)

3. 人民幣匯率70年:匯率并軌的始末、細節與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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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民幣匯率70年:外匯沖銷、金融抑制與成本轉移

6. 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制度結構分析

7. 人民幣匯率政策決策的結構和選擇

全球失衡專題:

1. 全球貿易失衡與產業鏈變遷的畫像(1948-2018):六個特征事實

2. 全球失衡、貿易猜忌與大國博弈——貨幣、貿易與金融的糾纏

金融供給側改革專題:

1.利率走廊機制的花式玩法

2. 科創板的使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復旦金融評論》

3.資本的力量與金融供給側改革的邏輯

預告:即將發表數字貨幣、數字金融和數字經濟專欄系列。

一瓣公益

BIS年報 | 超越泡沫:加密貨幣的局限性和央行數字貨幣的革命性

這是一瓣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發起的一個公益活動。每篇文章獲得的贊賞,全部捐獻給“深圳市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為石門坎的孩子建一個“圖書館”。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目前已為小朋友們籌集5350元“圖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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